查汉拖护，也有写作查汉拖辉、查汗托护、插汗拖护的，无论如何去写，都是正确的，因为它是一个音译过来的蒙古语地名。今石嘴山所处之地域正是古之查汉托护地方。

    据《宁夏五千年》记载：“明太祖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二月，鞑靼袭扰宁夏隆德，平凉卫指挥庄德等率镇兵追击，擒杀70余人。是年，废宁夏府，徙其民于陕西，致宁夏北部为无人区。”根据这段文字我们完全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测，在六百多年以前，宁北曾经一片荒芜，人烟稀少。石嘴山古地无水利设施，无以垦种。

    大片土地荒芜，却是理想的牧场。查汉托护地方与蒙古隔河相望，久为蒙古人所觊觎，然无以得手。据史料记载，清康熙年间，蒙古鄂尔多斯郡王松阿喇布奏请皇上，意欲西渡黄河游牧。清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8月，康熙皇帝准鄂尔多斯郡王松阿喇布之请，同意鄂尔多斯部在查汉托护“暂行游牧”。从康熙皇帝“暂行游牧”的谕示中不难看出，他并没有打算把这里作为永久的牧场，恐怕早已经有了开发查汉托护地方的设想，只是时机尚不成熟而已。

    为了避免引起蒙汉之间的纠纷，当时由官府出面筑墩设限，划定了明确的牧场界线。同时规定，蒙古人必须在划定的范围内游牧，不得侵扰农耕。然而一旦有牧群介入，情况千变万化。牲畜不似人一般听话，常有牛马越界之事发生，每每引起蒙汉之争，耕牧之间官司不断。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9月，宁夏总兵范时捷因“蒙古游牧，多致越界行走，与宁夏居民蒙混樵采，实属不便”（《清实录宁夏资料辑录》）为由，上疏要求皇帝颁旨，今后“以黄河为界，停止蒙古游牧”（《清实录宁夏资料辑录》）。康熙准奏，遂下圣旨，令蒙古鄂尔多斯部从查汉托护牧地渡河东迁，仍回草原放牧，从此不得越过黄河。

    当初，还是在蒙古人获恩准西渡黄河放牧的时候，他们就将查汉托护视为一处理想的天然牧场。蒙古人得到如此草丰水美的草场，欲于此地安家立业，世代繁衍生息。他们把这里视为自己的家园，于是，他们给这里起了一个蒙古地名，叫查汉托护。查汉拖护，蒙语的意思是“白色的滩”。这个地名有两层意思，一是说明这里极少农耕，是一片荒蛮滩地；二是揭示了石嘴山故地的地质特征，为考察这里几百年前的土壤土质提供了一个重要依据。不难想见，几百年前的石嘴山大地不仅水草丰茂，盐碱化程度也十分严重。关于这一点，清道光年间平罗知县徐保字在他的诗作《初冬石嘴子山作》里有“碱滩霜落晴沙白”的诗句。这句诗再明白不过地描绘了古石嘴山大地如霜似沙白茫茫一片的荒凉景象。石嘴山地处宁夏引黄灌区的梢段，加之地势低洼，上游的余水和盐碱水均排泄于此，然无法排出，加重了当地的盐碱化程度。一直到解放初期，疏于治理的梢堡地区土地盐碱化程度仍然十分严重，白茫茫的碱滩随处可见。这样的地质条件，给发展农耕带来许多困难，非朝廷出面而不能解决。

    查汉拖护地方大规模的农业开发始于清雍正年间。

    据吴忠礼、杨新才所编著的《清实录宁夏资料辑录》记载，清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清廷因为开发查汉托护的事情曾经有过一番群臣重议。

    隆科多奏称：“臣等验看宁夏贺兰山前查汗托护至石嘴子等处，宽阔一百里，旷野而平，其土肥润，籽种俱皆发生；其地尚暖，易于引水，如西河、六羊河皆系古旧渠，大沟、黑龙口、倒流河、新河、黄泥河、董家河皆系引水分水之路，遗弃年久，虽有形迹，俱皆泥沙淤塞；若修河，造渠坝及放水之闸，两岸可以耕种万顷地亩。”

    从以上的记载不难看出，隆科多经过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分析利害，提出了一条因地制宜，开发查汉托护的实用主张。这应该是石嘴山地方开发初始的动议。

    作为查汉托护地方的主管大员，甘肃巡抚石文焯也奏：“宁夏东北五十里查汗托护地方，南北延袤百有余里，东西广四五十里或二三十里不等，东界黄河，西至西河，其地平衍，可以开垦；自鄂尔多斯迁移之后，十余年来，小民亦有私垦者，必得开渠道水，筑堤建闸，以时君闲，以资灌溉，则旷土尽成膏壤。今相度地势，自双庙墩起至六羊河地方计长一百十余里，仿汉、唐诸渠法，开渠一道，建正闸一座，挡水闸、梢闸各一座，压水坝一道。六羊河与黄河相近之处，亦建正闸、挡水闸各一座，以资蓄泄。再自上泗墩起至六羊河岸，东距黄河五里许，筑堤一道，约长一百里，可以永御黄水，统计垦田六十余万亩。”

    石文焯的奏言更加具体地规划了查汉托护地方水利开发建设的初步设想。从两位朝廷重臣的奏表看，查汉托护虽然地处边远，仍然因其具有重要的地理位置而为朝廷所十分重视。

    有臣奏议：“查汉拖辉为汉、唐灵州之地，当时广置屯田。元至元间，置屯田万户所。明时套夷渡河而西，侵占内地，葫芦河之东居民不得耕种，遂致废弃。我朝德洋恩溥，番夷臣服。鄂尔多斯移归套内，以河为界。查汉拖辉之地，久属版图。今宁夏卫志汉、唐二渠之支流，有百家、良田、满达喇等渠，向在查汉拖辉左近。若仿其遗迹开渠建闸，诚裕国利民之善政。然修渠建闸之事情形各异，事关久远，臣等难以悬定。见今遣川陕总督岳钟琪亲赴宁夏查看地势，应将隆科多、石文焯等所奏并地方画图一并交大理寺卿通智带往，同岳钟琪至查汗托护地方，照图验看，核议具奏。”

    此奏议获准奏。

    当时的查汉托护地方正在川陕总督治下，时任川陕总督的岳钟琪领此圣旨责无旁贷。他会同大理寺卿通智等一干人亲赴宁夏实地勘察，在掌握了充分的资料之后，对于开发查汉托护也有了自己的初步设想。

    三个月之后岳钟琪上朝复命，议政王大臣等复议查汉托护开发一事：“川陕总督岳钟琪等奏称，臣遵旨同通智将隆科多石文焯所奏查汗托护开渠建闸之事按图验看，自查汗托护至石嘴子筑堤开渠，有地万顷，可以招民耕种。请于查汗托护适中之地建城一座，设知县一员、典史一员，再将李纲堡把总一员、兵五十名移防县城。石嘴子地方请拨平罗营守备一员、把总一员、兵二百名驻扎。中卫边口请拨宁夏镇标守备一员、把总一员、兵一百名分汛防守。自河西寨至石嘴子筑堤二百余里，开渠一道，建拦水闸八座。请于七月动工，即行招民开垦，以资灌溉。其新设县名，恭候钦定，铸给印信。均应如所请。”

    议政王大臣将此议奏请雍正皇帝，雍正皇帝当即降旨：“依议。查汗托护之事，甚属紧要。著通智留查汗托护地方办事，单畴书向官宁夏，亦著前往，同通智管理事务。寻定新设县名曰：‘新渠’。”

    至此，开发查汉托护的事一锤定音。

    据《宁夏五千年》载：“清世宗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闰七月，插汉拖辉地方修筑大道和六羊改渠工程完毕，灌溉新渠、宝丰、平罗、宁夏四县土地，定大渠为惠农渠，六羊渠改名为昌润渠。”这就是说，通智和单畴书等人不辱使命，顺利地完成了惠农渠和昌润渠的开凿工程，并在查汉托护地方新设立了两个县治---宝丰县和新渠县。

    惠农、昌润二渠修成之后，清政府除新设新渠、宝丰二县之外，还广招农民到此定居耕种。为了鼓励农耕，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据《宁夏五千年》载：“招民垦耕，给以牛具籽种银两，所垦土地，为世业，三年后征地赋。”这就是说，清朝政府在劝耕、助耕、土地所有权、赋税征收等方面的政策大大吸引了耕垦之民。随后，政府又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移民，查汉拖护地方的农业才逐渐发展起来。

    新开发的土地生机勃勃，一派繁荣。兵部尚书法海被贬官之后，曾随同通智、单畴书赴宁夏督修惠农渠。工成之后，法海作《前题》诗一首赞曰：

    长堤一带柳毵毵，永字提桥闸有三。

    若说良田无限好，风光谁亚小江南。

    很显然，这首诗是对昔日石嘴山最偏僻最荒凉的地区今礼和灵沙沿河一带自然风光的描绘。何以见得？诗中所言“永字提桥闸有三”，指得便是昌润渠上的永惠、永润、永屏三闸。这一点，通智在《昌润渠碑记》中有明确的记载：“相地制宜，分列支渠二十余道。中多高壤，不能尽达。复设逼水闸三，曰永惠、永润、永屏，束之使其势昂，盈科而进，仍由故道以入于河。”“长堤”是自永宁至石嘴子沿河御洪的一条长二百余里的大堤。“毵毵”，音(san san),《现代汉语大词典》：“枝细长垂拂纷披散乱的样子”。“柳毵毵”，极言柳树茂盛之状。有了灌渠，便有了人，有了田，有了村庄，有了树木。“若说良田无限好，风光谁亚小江南”则是诗人对这片新开发的土地的由衷赞美。

    值得一提的是，在法海的诗里，“小江南”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他不仅说自然风光的无限壮美，更深层次的意韵恐怕是说这里是富庶的鱼米之乡。这里虽然不产大米，却有品质优良的黄米，而且以之为主食。一直到解放初期，这里还流传着一句话，叫“要饱吃糜子，要暖穿皮子”，就是那个时代真实的生活写照。每年的放水季节，惠农渠、昌润渠、官四渠、退水渠里的黄河大鲤鱼大粘鱼从黄河逆流而上，渠边的农人便用罩扣，用筐捞，或者干脆下水去围，去抓。抓到的鱼没有小鱼，全是大鱼，最大的粘鱼有七八尺长，将鱼背在肩膀上，长长的尾巴还拖在地上。虽然土地进行了开发，但是草滩仍然很多，农户们养牛，养羊，养马，养驴，养骆驼，保持着良好的生态环境，过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

    随着历史的推移行政区划的改变和生产方式的转变，查汉托护这个地名渐渐淡出石嘴山民众的视听，以至于今之石嘴山人很少有人知道自己的家乡曾经是一片蒙古人的牧场，曾经有一个地名叫查汗托护。但是这就是历史，是实实在在的不可磨灭的历史。